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最早名为"太平洋大学医学部"，是由埃利亚·斯塞缪尔·库珀(Elias Samuel Cooper)1858年创建。1882年11月9日完成重建，更名为"库珀医学院"，以表示对创建者的纪念。1912年7月1日，库珀医学院并入斯坦福大学，正式成立斯坦福大学医学院^[1]。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早期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一些重要科学家加入后，才开始快速发展。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在每年8月发布的美国大学排名(即USNEWS排名)，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一直名列前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优秀科学家的工作密不可分。

亨利·卡普兰(Henry Seymour Kaplan)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来到斯坦福医学院，他在50—70年代的工作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赢得了在癌症治疗方面的盛名，他是因为对癌症的放射性治疗获得成功而在医学界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一名科学家。

亨利·卡普兰生于1918年4月24日，刚出生时他的母亲希望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因而叫他"Zinu"(在犹太语中译为值得敬重的人)。但实际上他并不完美，他的左手有2根手指比其他手指大很多，左脚的几根脚趾也大于其他脚趾^[2]。当时的医疗水平无法解决卡普兰先天畸形的问题，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成长。他的父母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疗工作者，认为用知识可以弥补先天不足，对他的教育尤为重视。

1943年，在父母影响下，卡普兰前往明尼苏达大学跟随芮格乐(Leo George Rigler)学习放射学和物理疗法。在芮格乐的帮助下，他阅读了大量关于X射线的文献，研制出可以观察其他放射科医师未能观察到的事物的设备。卡普兰认为放射诊断学并不具有挑战性，当时只有25岁的他有了更大的目标——研究健康细胞如何转变为恶性细胞。他的第1个课题是以淋巴瘤和白血病为例，确立辐照裸鼠是否能诱导肿瘤淋巴组织以及这是不是一个研究致癌作用基本机制的好方法。

1945年，为了更好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卡普兰进入了耶鲁大学，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得到了更多有成就的学者的帮助。

1948年，卡普兰第1次参观斯坦福大学时，已经在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对斯坦福医学院的放射线科并没有好印象。当时的放射线科位于莱恩医院，狭小破旧的房间放着3台老式的X光诊断机，没有任何保护的电线挂在天花板上，一名马林县放射线科医生每周只来几次，在这里并没有全职教师，也没有学术研究，这里只是医学系一个提供技术服务的部门。这与卡普兰曾经去过的明尼苏达和耶鲁大学有很大差异。参观结束后，卡普兰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来信，希望他能够加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来改善现有的局面。3月24日，卡普兰回信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强调如果想将一个二流的机构转变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部门，这需要给予一定的权利和资金，建立一个新的放射线科、用于研究的实验室以及教室，并可以支付自己一定标准的薪水。斯坦福医学院院长答应了他的条件，1948年9月1日，卡普兰加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开始建立新的放射线科。6个月后，全新的放射线科建成。

卡普兰还希望新建成的放射线科拥有放射学系，但当时在职人员并不能达到教师水平，所以他只好花费资金聘请教师。起初只有1人加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专职教师被卡普兰聘请来，这使得卡普兰有更多的时间和充足的人员进行科研活动。新的放射线科在卡普兰的领导下开始稳步发展，但一直没有很大的名气和影响力，直到他开始对霍奇金病感兴趣。

没有人记得卡普兰什么时候开始对霍奇金病感兴趣。1949年，曾有学者研究表明，霍奇金病不是不可以治疗的，通过一定的辐射技术可以治疗这种疾病。在随后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运用辐射技术治疗霍奇金病进行研究^[2]。辐射的强度是治疗霍奇金病的关键，卡普兰曾参照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用4 000伦琴对他的患者进行治疗，虽然没有产生过度的副作用，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当他尝试用5 500伦琴对患者进行治疗后，患者病痛消失，但由于辐射过大影响其他器官，患者只活了5年。卡普兰很沮丧，他需要一台能够产生并利用高能、直接和精准释放到目标上的放射治疗机，但当时并没有。一次聚会上，卡普兰听说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正在开发新的粒子加速器，他觉得他一直寻找的设备可能在自己的大学里。1955年，在多名物理学家的帮助下，西半球第1台用于医疗的直线加速器在斯坦福大学医疗中心(Stanford Health Care)组装完成。1957年，一名患有视网膜母细胞肿瘤的患者成为第1位使用直线加速器的病人。经过治疗，病人的肿瘤得到了控制，视力恢复正常。这次直线加速器在治疗上的成功应用，使卡普兰拥有更高的名气，也让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备受瞩目。在随后的10余年中，卡普兰带动了医学院对癌症的研究。

1971年12月23日，尼克松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对癌症发动攻势。当时公认的癌症研究中心只有3个：位于布法罗的罗斯威尔帕克癌症研究所、位于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和位于纽约的纪念斯隆凯特林抗癌中心。这3个中心都是独立的，并不设在医学院和大的医疗机构中。卡普兰认为，就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能力，也可以成立斯坦福癌症研究中心。因此，就在《国家癌症法案》颁布同年，他向癌症研究中心(Cancer Research Center，CRC)委员会提出申请，最后因为卡普兰的癌症中心计划过大而被拒绝，但癌症研究中心的委员们都承认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确是当时为数不多、在癌症研究上可以作为中心的地方。卡普兰虽然有些失望，但当他回到病房看到病人、回到实验室看到正在忙碌的研究人员时，因申请未获通过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全都消失。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研究放射线和淋巴细胞来帮助治愈病人更有用^[3]。在随后的10余年中，卡普兰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科研当中，直到1984年2月24日逝世。

亨利·卡普兰是幸运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也是幸运的，卡普兰改变了它原本破旧不堪的放射线科，不仅将放射线科变为一流学科，更使得整个医学院成为备受瞩目的癌症研究中心，留给医学院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在癌症治疗研究方面的发展空间。无论在医学院院史上，还是在其官网的重大事件记录上，都能看这位学者活跃的身影和做出的巨大贡献。

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是继卡普兰之后又一位对斯坦福医学院产生重要影响的科学家。科恩伯格于1918年3月3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对知识的渴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使他在学生时代就备受瞩目，中学之前因为成绩优异曾经3次跳级。1933年，年仅15岁就中学毕业的科恩伯格被纽约城市大学录取。1937年，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科恩伯格认为成为医生更有前途，所以刚从纽约城市大学毕业就又进入罗彻斯特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4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42年，科恩伯格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3年后加入后来的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赛韦罗·奥乔亚(Severo Ochoa)的实验室学习生物化学并开始对酶的研究。1948年，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组建自己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开始投身于DNA、基因和染色体的酶学研究中^[4]。1953年，他前往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任职教授，最终于1959年加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组建新的生物化学系。

1959年6月，科恩伯格从圣路易斯搬到加利福尼亚。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刚从洛杉矶搬迁到帕罗奥多的校园，生物化学系拥有宽阔独立的办公空间，学校在政策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上给予科恩伯格很大的自由。早在还未动身前往斯坦福大学前，科恩伯格就已经开始为新的生物化学系招揽人才，这其中包括因发现细菌遗传物质及基因重组现象而获得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和因基因重组技术获得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保罗·伯格(Paul Berg)。

新组建的生物化学系刚成立就已经拥有众多顶尖人才，这使得前期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在随后的工作中，有3件事情对生物化学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第1件事情发生在1961年，梅尔文·科恩(Melvin Cohn)离开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系，这时科恩伯格迫切需要一位熟悉酶反应机制的生物化学家来接替科恩的工作。在会见了几个候选人后，他找到了一位他认为满意的研究人员，但却遭到了其他人员的反对。于是，科恩伯格没有一意孤行坚持他满意的候选人，而是继续寻找，直到所有工作人员都满意为止。他认为虽然自己有做出决定的权利，但在选择新同事之类的重大决定时更应该重视每个成员平等的权利。第2件事情发生在1969年，生物化学系需要更多的办公空间以适应其扩张发展，随后科恩伯格申请得到了几间相邻的房间。系里的一位研究人员想独立拥有这些新空间发展自己的研究队伍。科恩伯格认为虽然他的想法可以接受，但这样也会破坏已经建立的共享所有空间的习惯，当时的生物化学系每4人实验室中有多组学生和人员，这被认为是在斯坦福大学中最大的特征。尽管科恩伯格试图适应每个人的个人风格，但共享空间资源的习惯，使他不得不让这位研究人员接受了能获得更多自由的耶鲁大学的邀请。第3件事情也发生在1969年，科恩伯格辞去系主任职务。10年的时间，随着生物化学系金字塔状结构的扩大，科恩伯格感觉到自己终身担任系主任的职务对个人和学科生物化学系的发展都不利，认为生物化学系的每一位研究人员都承担了生物化学系的管理，他们都有能力担任系主任，而适合的人选任职系主任也能带来更多的发展动力。于是，他坚持辞职。科恩伯格辞职后，生物化学系的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科恩伯格也没有远离于塑造生物化学系传统的措施和决策之外，生物化学系因此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活力。在科恩伯格任期内的这3件事情，全部都体现出他在人才聘用与管理上对人才的尊重、对科学的尊重以及对学院发展的高度责任感，而这些品质对一个学校发展在任何时候看来都是如此重要。

科恩伯格对生物化学系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决策管理上，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也为斯坦福医学院赢得了声誉。1956年，他分离出第1个DNA聚合酶，这也使得他在1959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于刚刚成立4个月的生物化学系来说，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提高了学校影响力的同时，更多的是增加了科学研究的动力。1967年，科恩伯格在试管中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DNA，并于12月14日将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当日，科恩伯格和斯坦福新闻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们公布他们的研究成果，随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史密斯尼(Smithsonian)研究所发表的评论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宣布"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天才在试管中创造出了生命"。就在评论发表的第2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发了这一消息。1971年，科恩伯格和道格拉斯·布鲁特拉格(Douglas Brutlag)又发现DNA复制可以由多个RNA编码，进一步扩展了他对DNA复制机制的研究成果。1988年，退休后的科恩伯格仍然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直到2007年去世前仍有论文发表^[5]。

阿瑟·科恩伯格是当之无愧的"DNA酶学之父"，同时也是让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闻名于世的推动者和生物化学系的奠基人。

保罗·伯格可以说是科恩伯格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引进的人才，同时也是对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伯格1926年6年30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与科恩伯格相似，学生时代的伯格学习成绩优异，1946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学习生物化学。1948年，他获得学士学位并进入西余大学攻读博士。1952年，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哥本哈根细胞生理研究所。1953年，他来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在科恩伯格的实验室从事酰基辅酶A的研究。1959年，他跟随科恩伯格一起加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帮助科恩伯格组建生物化学系。1969—1973年，他接替科恩伯格担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

伯格对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20世纪70年代在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1973年，伯格带领的小组成功在体外对DNA分子进行切割和重组使其在适当的细胞中得到表达。这在基因工程发展史上是第1个实现重组体转化成功的案例^[6]。1980年，伯格因对核酸的基础生物化学研究和DNA重组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也使得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更加重视基因工程领域的研究。由于他的成就，1985年，他被大学聘请为贝克曼分子生物学和医学中心主任。2014年8月24日，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副教授克里斯蒂娜·斯莫(Christina Smolke)在《自然化学生物学》(Nature Chemical Biology)上发表了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不需要罂粟的情况下复制整个鸦片的生产过程的文章。这一研究成果使鸦片类药物生产过程中使用种植罂粟而引发的法律问题得到解决。这一研究成果的获得不仅再一次确立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基因工程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体现了伯格对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发展的长远影响。

随着斯坦福医学院的发展，更多人才加入进来。除了以上几位优秀科学家之外，还有更多顶级科学家先后来到这里，在20世纪后期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发展壮大了力量，其中包括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如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安德鲁·菲儿(Andrew Fire)、布莱恩·克比尔卡(Brian Kobilka)、托马斯·苏德霍夫(Thomas Südhof)、迈克尔·莱维特(Micheal Levitt)等。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发展历史上，这些重要科学家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