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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喻昌(1585—1664)，字嘉言，江西南昌新建(今江西南昌市新建县)人，家居新建县朱坊村。新建古名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主要著作有《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医学理论成就显著，与张路玉、吴谦并称"清初三大家"。喻昌家世特殊，一生坎坷，看似经历"自儒而禅，自禅而医"，实则"儒以始之，医以贯之，佛以终之"。早年学医，虽曾与"异人"接触，受道教影响，但仍以儒、佛思想为主。因曾遁入空门，为佛教槛内人，受佛学影响尤其深刻，在其医事活动和医学思想中彰显出鲜明的佛学特色。
喻昌自幼习举业，博览群书，精力超人且自命不凡。《清史稿·喻昌传》称其"才辩纵横，不可一世"[1]。喻昌因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仕途之路有着强烈的渴望。天启年间，考中贡生，崇祯三年(1630)，以副榜贡生入京就读，在京3年，欲有所为，上书言事不被采纳，虽有高才远志，但仕途不顺，返归乡里。《牧斋遗事》记载："嘉言少遇异人，授以秘方。兼善黄白之术(道教炼丹术)。弟子有祈得其术者，辄语曰：'吾誓以济世，不以私，故先师强以授我，然尚不免大谴二：一天殛，一无后。汝愿天殛乎？无后乎？二者必于设誓时，愿受其一，乃可。’"[2]此说显然带有传奇色彩，但也透露出其早年学道、学医的经历。他在《寓意草·自序》中写道："昌于此道无他长，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无不静气微心，呼噏与会。"[3]371可知他早年便涉猎医术。从其几部医学著作也可以看出，他对《内经》《伤寒论》以及历代医家、医著相当熟悉，功底非凡，从侧面说明喻昌并非"自禅而医"，而是仕途失利才潜心医术，并取得卓越成就。在京3年后返乡，转而从医时已年近半百。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①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入并日益兴盛；②隋唐时期臻于鼎盛；③宋、元、明、清时期由盛而衰。虽然明清佛教呈现衰微之势，但在晚明时期却曾有过短暂的复兴，当时佛教激发出的活力及其社会影响令人惊叹，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盛事"，为教内外人士所认同。中国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有云："明季垂中，诸宗悉衰。万历以来，勃然蔚兴。贤首则莲池、雪浪，大振圆宗。天台则幽溪、蕅益，力宏观道。禅宗幻有下四人，而天童、磬山，法遍天下。洞下则寿昌、博山，代有高人。律宗则慧云中兴，实为优波。见月继踵，原是迦叶。而妙峰、紫柏、莲池、憨山、蕅益，尤为出类拔萃，末法所不多见，虽不及唐宋盛时，亦可谓佛日重辉矣"[4]。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写到："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5]234，但"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5]334，"明季佛教中兴，此风最盛"[5]281。佛教的广泛影响，自然也波及医学界，以王肯堂、李中梓、喻昌等为代表的尚佛医家相继出现，他们虽修佛机缘各有不同，但均佛缘深厚，造诣颇深，佛学成为他们医学成就的重要思想基础。
笔者所见史料中，未见关于喻昌婚姻和子嗣的记载。道光二十七年《靖安县志》称喻昌有一姐，嫁于靖安县舒门，所以在靖安居住行医时间最久，所著医书遗稿多藏于其甥家。各种史料表明他一直过着形只影单的孤身生活。
喻昌45岁时才得以副榜贡生进京入国子监读书。奋发欲有所为，然生不逢时，上书言事无果，仕进不遂，回乡以岐黄为业。崇祯十六年(1643)，他在《寓意草·自序》中说："不揣欲遍历名封，大彰其志。不谓一身将老，世态日纷，三年之久，不鸣一邑。幸值谏议卣臣胡老先生建言归里。一切修举，悉从朝廷起见。即昌之一得微长，并蒙格外引契，参定俚案之近理者，命曰《寓意草》。捐赀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览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愍痛，以登斯民于寿域，而为圣天子中兴燮理之一助云" [3]371。可知他是在胡卣臣的支持下，编纂、刊刻了医书《寓意草》。
《清史稿·喻昌传》载："明崇祯中，以副榜贡生入都，上书言事。寻诏征，不就，往来靖安间，披剃为僧，复蓄发游江南"[1]。可知其返乡后不久就受到了明皇的征诏。但此时他已潜心于医学，况明王朝江河日下，日薄西山，料想无所作为，在思想苦闷中只能"不就"，并削发为僧，出家入寺，逃避皇室追寻。故钱谦益《医门法律·序》中称他为"征君"。喻昌在晚年写的《会讲温证语录辞》中说："余中岁弃家逃禅"。一个"逃"字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
佛门常常是生活坎坷之士获得心灵慰藉之所，仕途失意之人寻找心灵归宿之地。喻昌命途多舛，而晚明佛教的复兴恰恰给了他结佛的机缘。喻昌入寺修持的时间，约在1633—1644年，将近10年。后又蓄发还俗，脱离僧团，定居常熟，行医游历，足迹遍及赣浙苏皖。
不少论者认为喻昌是在清朝初立的顺治年间(1644—1661)，受到朝廷征诏，而力避不就，遁入空门。这是对《清史稿》"寻诏征"文义的误解("寻"，不久，当言明朝)。
虽然对喻昌力辞诏征的时间曾有歧议，而喻昌一度出家为僧并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确是众所公认的事实。清初诗坛盟主、东林党领袖之一钱谦益，常熟名流，和喻昌过从亲密，并邀喻昌定居常熟行医。他作《赠新建喻嘉言》诗云："公车不就幅巾征，有道通儒梵行僧。习观湛如盈室水，炼身枯比一枝藤。尝来草别君臣药，拈出花传佛祖灯。莫谓石城难遁迹，千秋高获是良朋" [6]。此诗道出了喻昌淡漠仕途、潜心修佛研医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境界。《清史稿·喻昌传》云："昌通禅理，其医往往出于妙悟。" [1]说明喻昌懂得禅悟之理，在医疗过程中非常注意心悟。禅悟是佛教的修行方法，中国佛教禅宗更以禅悟为心法，惠能《坛经》云："此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7]。正是由于喻昌曾剃度为僧，修习了佛教的体悟方法，在日后行医过程中，妙悟之法才成为认识疾病、构思治疗方药的有效方法，在他的医著中多有体现，形成特点，此不枚举。
近10年的佛门生活经历，使喻昌对佛教教理特别是佛医理论有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掌握，结合自己的行医实践，形成了自己的佛医思想。
喻昌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的"五蕴学说"，对病因学说加以拓展，提出"四大归阴说"。《医门法律》卷2《阴病论》强调："佛说四百四病，地水火风，各具一百，是则四百四病，皆为阴病矣"[3]216。"四大归阴说"是他佛医理论之基础，由于之前的医家对阴病认识不足，所以其意义非同一般。
喻昌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情欲致病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禅修"安心"说，谆谆告诫医门同道千万不可忽视精神因素所致的疾病。
在注重精神调养的同时，喻昌还注意到对病家饮食的配合，特别是从佛门素食护生角度，强调饮食宜清淡。他说："外病虽愈，而饮食药饵之内调者，尚居其半，特挈二事大意，为凡病感者，明善后之法焉。……前哲有鉴于此，宁食淡如蔬，使体暂虚，而邪易出，乃为贵耳！"[3]383-384对于病者和无病养老者的饮食，都主张以食淡茹蔬为宜，认为"食物诸无所忌，但能稍远甘肥。白饭香蔬苦茗，种种清胜尤妙"[3]428。他一贯遵行佛门茹素护生的原则，体现了慈悲济众之心。
喻昌曾长期受佛门熏陶，对佛教戒律能够严格奉持。脱离僧团后，以行医为业，然佛门戒律仍时时于心。《医门法律·自序》云："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医以心之不明，术之不明，习为格套，牢笼病者。遂至举世共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狱，遍满铁围山界，其因其果，彰彰如也。……重重黑暗，无繇脱度，岂不哀哉？昌也闭目茫然，惟见其暗，然见暗不可谓非明也。野岸渔灯，荒村萤照，一隙微明，举以点缀医门千年黯汶，拟定法律，为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耳" [8]。显然，《医门法律》是借鉴佛教戒律而作。喻昌参照佛法，以《内经》《伤寒论》等为依据，制定了中国医学史上第1部以树立规范为指归的医学著作，具有重要意义。
喻昌是在常熟与人下围棋时突然去世的，享年79岁。据清同治版《南昌府志》和《靖安县志》等书记载，喻昌去世之后，肉身不坏。
肉身不坏，又称"全身舍利"，日本佛教界多称之为"入定佛""肉身佛"或"即身佛"，是指修行人经久不朽的色身。相传修行者如能入甚深禅定，则可保持自己肉身不坏。
常熟人为了纪念喻昌，将其遗体作为神像奉祀。喻昌一生独身，其肉身由外甥从常熟迎回靖安，停柩于肖安寺。由于喻昌的崇高声望与深远影响，到雍正年间(1723—1735)，南昌名医曹必聃等率众医从靖安将喻昌灵柩迎至南昌，安放在城南百福寺。寺内立喻昌塑像和画像，供人凭吊。新建文人罗安在画像上题诗："医国藏高手，床头寓意篇。成名宁在艺，萎地或疑仙。真像留荒寺，遗骸表古阡。行人识征士，瞻拜敬加虔。"
